学者挂职是建立学者与官员之间身份互换、合理流动的积极探索

法制网记者吴晓锋

“任命高校学者担任高检院副厅级的领导职务，是高检院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开创之举。”

2006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和另外两位高校教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挂职的副厅长，赵旭东被任命为民事行政检察厅的副厅长。这一举措的推出也引起了社会各方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反响，热情赞赏、充分肯定者有之，冷静观察、中性评价者有之，而疑虑担忧、反面抨击者亦有之。以至于成为一段时间各类媒体的热议焦点。

2008年7月，赵旭东在最高检任期届满。针对民众关心的问题，本报特别采访赵了旭东教授，听听来自其本人的“声音”。

学者挂职彰显最高检对专家学者重视

记者：学者挂职最高检引起热议和社会反响，您对这种现象怎么解读？

赵旭东：它既表现了高检院在加强和改进人民检察院工作过程中的创新精神和开明态度，表明了高检院领导对法学理论和专家学者作用的充分重视，也表明了高检院领导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望。表明社会各方对检察机关重视法学理论、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的肯定，这是加强司法机关与学界的沟通和联系、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积极探索。

记者：具体来讲，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特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旭东：首先它构建了检察机关与法学理论界直接交流沟通的新的平台。以往检察机关与法学界也有各种交流沟通的渠道和方式，包括各种学会组织、专题研讨会议、专家座谈会等，但通常都是以一方主办、另一方做客、或共同举办与合作的形式。而学者挂职则是学者以相应的职务融入检察机关，参与到检察机关的具体业务工作之中。这种沟通交流较之其他方式更为直接、便利和深入。

同时，学者挂职可以更直接地利用学界资源和理论成果，为检察工作服务。法学界既具有实务工作能力较强的专业人材，也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但由于院校与法律实务部门既有的人事管理方式和工作分工，使学界的人材和专家资源以及许多具有适用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有效地服务于法律实务部门和转化为现实实践方面存在着各种障碍。学者挂职正是克服这种障碍的有效途径，可以为检察业务提供更多的理论论证和支持。

此外，它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法律学者对检察实践的关注和检察理论问题的研究。对现实问题的漠视和脱离现实的主观论证是理论工作者最易出现的倾向，也影响了许多学者对检察工作的正确认识和判断。通过学者挂职，使学者能够接触最现实的第一手情况和资料，对许多问题有直接的感受，对最需要解决的检察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全面的了解，这使得法学研究更能面向检察工作实践，以务实的学风探究中国特色的检察理论和制度。

挂职学者不一定就是“花瓶”

记者：在各种媒体对学者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评论中，一种颇有意味而又十分形象的评论是把挂职的学者比喻为“花瓶”。要知道，花瓶通常只是一种家居的摆设，除了美观悦目，没有实际的效用。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赵旭东：把挂职学者喻为“花瓶”，意指学者挂职并无实际的作用，检查机关不过是以此粉饰和装扮其对学者和法学理论的尊重。的确，现实中，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只求虚名、装饰门面的花瓶式的角色并不少见，颇受社会诟病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被很多人喻为花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郑百文公司的独立董事陆家豪因公司虚假陈述而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时，就宣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徒有其名、不过问公司任何事务的花瓶董事。因此，当高检院院推出学者挂职的举措时，人们的这种怀疑和想像也是不难理解的。

记者：您有两年的最高检挂职经历，在您看来，“花瓶”之说成立吗？

赵旭东：从理性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表明，花瓶之说并不成立。

作为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并不需要用某种形式来刻意地装饰自己，对学者的尊重和对法学理论的重视本来就是检察机关长期形成的传统。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本来就是中国检察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互动促进的结果，而且，检察机关本身也是检察理论研究的重要力量，许多重要的检察理论成果就出自于检察机关自身。

重要的是，到高检院任职以来三年，我们三位各位其职，各尽其责，根据各自的专业特点和特长，以不同的方式为检察业务献计献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有如此重要的工作，有这样具体、丰富的业务内容，发挥了一个学者在机关工作中的独特作用，有关“花瓶”的评论也就有了基本的结论，显而易见，高检院挂职的三位学者并非“花瓶”，我们有职有事，名副其实。虽然不能否定我们这个社会经常存在的“花瓶”现象，但至少我们这届高检院聘任的挂职学者不是“花瓶”。

官本位下学者从政并非不可接受

记者：学者挂职，通俗地说就是学者从政或当官。您们三位被任命副厅级的领导职务，职级又比较高，由此自然引起了人们关于做学问还是当官价值选择的思考和议论。

赵旭东：古往今来，做学问、当学者通常都是十分清苦的，但现时的中国，作为大学教师的学者生活条件已经彻底改善。同时，学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的独立，不必无条件地接受上下级规则的约束，有比官员更多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

然而，必须承认，在中国，当官一定是更多人的追求。从历史到现在，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的国家。政治权利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官位职衔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无论商业如何发达，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总是根深蒂固，从未动摇。

记者：从您个人来讲，您对学者从政持何种态度？

赵旭东：其实，对学者从政是不应见怪和不必贬责的，撇开我本人属当局者的利害关系外，作为中立的旁观者，我也会认为官本位既为中国社会之基本现实，除对高校行政化这种恶性发展的现象等应给予必要遏制和改革外，一般学者顺势而为，在与人、与己、与社会都有益无害时改行从政就是完全正常合理的，虽然不一定要鼓励大家群起仿效，但完全可以投以赞许和支持。

立功、立言应无所谓先后顺序和位阶上下。站在更高的境界观察，学者、官员都是高层次的社会职业，都要求很高的知识素养和专业能力，也都各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无所谓高下，也不应分优劣。作为不同的职业和角色，学者和官员有其各自的职业要求和规则，人们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其自身的特点和专长，出色的学者不一定能成为称职的官员，而优秀的官员不一定能做出学问。从功利的角度考量，学者与官员也是各有其长短得失、酸甜苦辣，拥有官员的地位和荣耀就要约束自己的个性和自由，要彰显个性和强调自由，就不能企望官员的地位和荣耀（不同于学者的地位和荣耀），有所得必有所失，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期待架设学者—官员互通桥梁

记者：学者和官员有不同的特点和专长，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互通机制，让两者互相弥补短板不足？

赵旭东：在学者和官员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让做学问的学者能走过去体验一下为官的感受，去施展一下政务管理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从政抱负。让从政的官员也能走过来享受一下学者更多的言行自由，满足其治学的理想。

当然，这些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学者改行从政，甚至官至国家领导人的也有多位，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这种流动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单向流动，而非可以再反向回流的双向流动。

记者： 就此而言，学者挂职确是建立学者与官员之间身份互换、合理流动的一个积极尝试和探索。

赵旭东：这种探索并不是从我们挂职才开始的，早在几年前，陈兴良、黄京平、阮齐林等教授就开始了挂职的尝试，只不过当时都是在基层检察院，而此次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层次上实行学者挂职。

我们此次三人的挂职任期初定一年，后又延长一年，任期届满各自都返回学校，继续做自己的教授，也不保留或享受什么副厅级的待遇。这的确是建立学者、官员身份转换机制的实质突破，开启了干部制度改革又一扇大门。在继续尝试和保持这种形式的同时，如果把它往前再推进一步，加以完备，将挂职期限与一般机关干部任期同步确定，并且实行全职而非兼职工作，任职期间和任职后给予合理待遇等，这种挂职完全可以演变成一种新式的领导干部任用制度和机制。它与一般的改行从政不同，它不再只是学者向官员的单向流动，也不是只能上不能下，职级确定就终身享受，更不是一定终身的永久性改变。

记者：可以说，这种身份转换和合理流动除为个人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但就干部制度改革而言，价值何在？

赵旭东：这种机制至少可以发挥两种主要的功效和作用：其一，建立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密切联系，建立学者参政议政的多种渠道，实质性地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二，选择具备政务能力和优良专业素质的专家学者进入国家机关，可以有效地改善国家机关的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其三，让长于理论思考、热爱教学科研的官员来到高校，给他们一个自由的学术平台和充足的研究时间，将其从政中的所思、所行及所得进行法理上的整理和提炼，弥补高校实务研究的不足并形成与其他学者互补性的交流，对己是另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于国家、社会何尝不是一种新的贡献。